华沙之间的这次“北满冲突”，从十二月末一直持续到二月初，杜玉霖的部队众志成城，在北起平野山、南至“开放山煤矿”的“满洲里”防线上连续多次挫败沙第五集团军的攻势。
而于此同时结束的还有那场本该带走六万条生命的“大鼠疫”，在伍连德、万拨文、颜福庆等医生的齐心协力下，终于先将“疫情”扼止在了“傅家甸”，然后他们又向西沿铁路线细致排查，直到“满洲里”也彻底解除危机为止，粗略统计死亡人数在五千上下。
二月十四日，东三省总督锡良与外阿穆尔总督尼古拉·贡达蒂在“满洲里”以西的“十八里站”举行会谈，就疫情责任、铁路权益和冲突善后等几个方面问题进行磋商，在经过连续几天的深入交流后双方终于达成了共识。
第一，尼古拉·贡达蒂承认沙方在处理“鼠疫“的问题上确实有欠妥的地方，并愿意承担因疫情死亡华人的丧葬费用。
第二，总督锡良认可沙方关于杜玉霖部在“哈尔滨”时存在下手过重的说法，并指出杜统制本人已认识到了这点并请了长假回白城“深刻反省”去了，总督对沙方战死将士表示哀悼。
第三，从二月份开始，“北满铁路”将开始以“华沙共治”的经营方式运作，即沙国人依旧参与车站运作，而沿线的安全问题则由华国军队负责，沙国不得再派军队进入东北，铁路的收入分配则是“五五”分。
会面也还谈了其他的问题，比如沙国在“海参崴”方面的利益、遇到紧急事件时可否临时征用铁路等，最后都以比较温和的方式得到了妥善解决。
总而言之，这次“北满冲突”可说是以华国方面的大胜而告终，而沙国之所以愿意“忍气吞声”大体上主要有几方面的原因。
其一，沙国周边危机深重。自从一九零八年奥匈帝国吞并“波黑”而沙国被迫选择了屈辱让步后，沙皇尼古拉二世就坚定了“不再退让”的态度并开始持续增兵此处。同时，德国因深感被“协约国”围困也开始采取更为激进的“大陆政策”，通过支持“塞尔维亚”关税战的方式来遏制沙国，这也加深了沙国对自己西侧安全的担忧。
其二，沙国国内矛盾重重，多次战略失利让沙皇专制的合法性逐渐崩溃，政府只能靠煽动民族情绪维持统治，但同时其经济、军事实力又无法支撑这种情绪，虚弱与野心的鲜明对比让沙国进一步成为欧罗巴各国眼中的“大号软柿子”，在这样的局面下若再分兵远东地区显然不切合实际。
其三，杜玉霖率领的东北军表现过于亮眼。正应了那句“真理只在火炮的射程之内”，在将近两个月的交火中沙方部队可是实打实地被二百多门火炮侍候过很多次的，外阿穆尔军区实力最强的第五集团军减员了近半数，杜家军强劲的实力不得不让沙国高层感到忌惮，他们估计即便将第四集团军的两个师调过来也不敢保证会取得完胜，而这也成了贡达蒂选择跟锡良“好好说话”的又一重要因素。
其四，锡良在谈判前还特意先召见了倭国驻奉天代表，对倭运营铁路的能力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大有沙国不识抬举就将倭国人引入到北满的意思。
其五，以阿梅利国、奥匈帝国、德意志国为首西方列强也都纷纷声援东北，认为沙国对北满铁路的占领并不符合国际法，主张应该将铁路的建设、运营交还给东北人自己来管理。
不管如何，沙国高层在权衡利弊后，认为只吃利润却不用驻扎大量军队也算不错的选择，同时也相信以目前东北的实力，即便是倭军也是不敢轻易北上哈尔滨的，因此最终选择了退让，只保留了“绥芬河—海参崴”段的铁路驻军权，且附属地内的部队不得超过两千人。
不管如何，杜玉霖的“东北战略”算是走出了极为重要的一步，在随后的欧战中沙国主力将会被进一步地绑在西线，而他则可以安心地收复外蒙，阻止北洋势力渗透以及筹划对倭国的作战了。
二月二十日，已到了白城的杜玉霖给锡良写信，极力保举“哈尔滨混成协”管带焦凤山出任“协统”之职，并承诺会尽全力保证这支队伍的扩编完成。
对此锡良是欣然应允，他可太知道杜玉霖的家底有多丰厚了，手握“天宝山”银矿、华霖商贸行、大孤山铁矿、锦白铁路经营权和辽阳制铁厂，说富可敌国有些过分，但比起总督府有钱那是板上钉钉的，既然人家愿意掏腰包扩充部队有啥好说的？
要说锡良就不怕杜玉霖拥兵自重么？嗨，说得好像现在不是似的，是个明眼人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杜家军”早就成气候了，人家现在还能把自己当上级好好说话，哪能给脸不要脸呢？
最近这半年，陆军“二十镇”和“第二混成协”都有不少异常的举动，部队内革命党人的比例持续增加，跟这种部队比起来杜玉霖、张作霖、冯德麟这些本地的“土匪队伍”反倒看着更慈眉善目些，作为老牌的政客，锡良可太清楚谁能为己所用了。
当然了，按照真实历史的发展，这些事本是不该由锡良来操心的，前一世中他因深感夹在沙倭中无力做事而在此时选择了“辞官养病”，而过来顶替他的则是赵尔巽，张作霖便是借此机会而迅速从“前路巡防营”统领崛起为掌管三十五个营的“巡防营督办”的。
正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一世的历史由于杜玉霖的发迹而产生了彻底的改变，锡良此时哪有一点“有病”的感觉啊，这东三省总督坐得可过瘾了呢，只可怜那老张呦，想要如前世那样“崛起”为东北王恐怕是没多大的指望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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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八日，白城航空机械制造局内。
这个“制造局”是杜玉霖特意为冯如修建的，它位于白城西北约五里地的洮儿河河漫滩附近，大院厂房的后面则是一条与河流平行、长约八百米左右的“三合土”跑道。
跑道的尽头，朱竹泉等几名助手围在一架银灰色的单翼飞机旁正在做着起飞前的最后一次检查，坚硬机身光滑得如同一枚拉长的子弹，再也看不见“冯如二号”上那些外露的、鸟骨般的木桁架了，“拉进式”螺旋桨在机头静止着，三片桦木桨叶微微下垂。
整架飞机最为显眼的地方，是右侧机翼上距离机身 40 厘米处焊接的倒 U 型金属架，支架顶部有个可上下调节角度的简易枪座，其上安装了一挺“哈奇开斯”m1909 轻机枪，想要射击则需要冯如腾出右手来扣动扳机才行。
这自然是个极为笨拙的设计，因为此时“射击同步协调器”还并未发明出来，若不想子弹打到螺旋桨就只能如此凑合，面对冯如的不理解，杜玉霖给出的解释是此乃军用飞机发展的方向，哪怕目前只能做到“象征意义”也要开始尝试了。
随后，被高价聘请过来的德国技师操着浓重的巴伐利亚口音朝驾驶舱里的冯如喊道。
“冯先生，风向正北，四级。”
冯如点点头，他的面色可比三个多月前好多了，杜玉霖为了让他恢复好身体，特意安排了贴身医生、专属厨师来照顾他，如今比在奥克兰时期至少要重上十五斤。
在朝朱竹泉点了点头后，后者开始转动螺旋桨，很快一声如“咳嗽”般的怒吼从发动机处传来，螺旋桨瞬间就变成了模糊的圆盘卷起了地面的草屑和尘土。
飞机开始缓缓滑跑，速度表上的指针开始爬升：五十、六十、七十......时速七十五公里了。
冯如轻轻带杆，飞机像一片叶子般平滑地脱离了地面，一切都被他抛在了脑后。
杜玉霖就站在跑道一侧的厂房门口，在他身边则站着王永江、曾宝奇等一众工作人员，在看着日以继夜忙活三个月的物件终于飞了起来后，所有人都疯狂地庆祝了起来。
王永江一脸激动地说道。
“大人，咱东北有自己的单翼飞机了。”
杜玉霖此时也是满心的唏嘘啊。
冯如若真跟孙先生回了广东，是绝对做不出来这“冯如三号”的，他对于革命军来说只是个被用作“飞行表演”的吉祥物罢了，而在 1912 年操作飞机时意外身亡后，他的遗产也都被视为“不祥之物”未做妥善保存，其所在的“广东飞行器公司”迅速解体，中国航空技术的星星之火就这样彻底熄灭了。
好在这一世他不但阻止了这一切的发生，还资助冯如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内就造出了新式单翼飞机，将来一旦能成编制列装部队，东北军力将展现出断层式的领先啊。
想到这，他看向王永江。
“务必让所有人保守这个秘密，有敢泄露出去者格杀勿论。”
“是。”
就在此时，一个卫兵小跑过来。
“大人，袁世铠的代表求见。”
杜玉霖闻言微微一笑，也该这个老狐狸出山了。
嗒嗒嗒......
此时天空中传来了轻机枪射击的微弱声音。
